在中国证券市场的“野蛮生长”期，投资者们赖以护身的法律武器却十分无力。小股民们热切盼望着法律更为完善，并且真正得到执行。

等了两年多了，宁波投资者胡文还是没有等到案件的下文。

2011年，因为孩子上学换房，他卖了房子拿到150万元，就在周转的几个月里，去股市转了一圈，没想到从此深陷泥潭。

别的股票不了解，他就买了本地的宁波富邦[-1.71%资金研报]。没想到，此时，宁波富邦藏着一个大“地雷”——遭遇五千多万元的债务诉讼，这个“地雷”一旦引爆，将造成公司40%的净资产损失，但公司管理层并没有把这个消息放出来。

消息被捅破之后，股价一路狂跌。从17元跌到6元，胡家的这套房款瞬时消失了100万。“我只做了这一只股票，当时一下子就懵了。”

“后来听说证监会出动了，看到网上有律师说能维权索赔，我还是信心不足，那么多钱赔进去了，再给律师两三万……律师说官司不赢不收钱，我才参与了。”他说。

但是直到现在，案件还没有消息。按照律师给的计算方法，即便胜诉，也只能拿到约50万赔款。

胡文的遭遇，只是一个缩影。在中国证券市场的“野蛮生长”期，小股民们位于食物链末端，往往是被掠夺的一群。本可以给他们保护的法律武器，在中国却依然非常无力。

三种违法，只赔一种

上市公司的违规操作行为分为三类：虚假陈述；内幕交易；操纵股价。但目前有明确赔偿规则的，只有虚假陈述。

为小股民们代理宁波富邦案的，是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厉健。此前他曾长年处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。据他介绍，一般流程是在证监会或媒体披露上市公司问题后，律所介入，公开征集符合条件的受损股民委托权，上诉索赔。

上市公司的违规操作一般分为三类：虚假陈述；内幕交易；操纵股价。但目前有明确赔偿规则的，只有虚假陈述，即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或公布的信息中，做出违背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，侵犯了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。

1999年5月，上海浦东一位姜姓女股民，把红光实业虚假陈述行为告上法庭，要求赔偿三千余元。这是我国首例股民状告上市公司案。然而法院没有立案，理由是不能确定原告的亏损是由上市公司虚假陈述造成的。

直到2003年，最高法院出台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决定》，才把虚假陈述的赔偿落实下来。但仍有“门槛”，也就是前置程序，即上市公司必须经过证监会或财政部作出行政处罚，或法院作出刑事判决的，股民才能索赔。

“2003年司法解释出台以后，我们国家迎来了证券民事诉讼的高峰，有了像银广夏、科龙电子、东方电子[3.51%资金研报]这一系列案子。但是近几年，好像又走入一个低谷。”大成律师事务所陶雨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他是业内从事证券民事赔偿的领军人物。

“低谷”的重要原因，是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行为没有真正的法律约束。

例如，轰动一时的黄光裕案，以内幕交易判罪，股民到法院希望索赔却被驳回，原因与1990年代的案例类似：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损失与内幕交易存在因果关系。

上海杰赛律师事务所、“股东网”创始人王智斌律师说，“事实上这是一个证明到什么程度的问题，没有细则规定，所以法院认为证明不了。”

程序多、时间长、赔得少

征集委托权也比较困难。受损的股民看到律所发布的维权信息，然后把自己的身份证、持股证明复印件按时寄出才行。收集这成千上万小股民的资料，并不容易。

哪怕只是虚假交易的赔偿，股民们的维权之路也是磕磕绊绊。

目前虚假陈述案的索赔期限至少是两年。“诉讼时效两年，在届满前，法院一般都不处理，怕其他人看到胜诉，跟上来打官司。”陶雨生律师说。

征集委托权也比较困难。受损的股民看到律所发布的维权信息，然后把自己的身份证、持股证明复印件按时寄出才行。收集这成千上万的小股民的资料，并不容易。

因为需要自己看到消息去申报，且时限长，很多股民不知道或是不相信炒股亏了还能索赔。

在2012年凤凰网发起的“股民维权现状调查”中，问卷显示，在4655名股民中，高达87%遇到过虚假陈述、内部交易、操纵股价的个股。而63%的股民选择割肉了结，22%持股观望，仅有不足10%的股民尝试过维权，但最终真正获得索赔的仅有1%。

在国外，这种情况的处理有赖于“集体诉讼制度”。只要有一个股民起诉了，法院认定条件后，其他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都可以自动获得赔偿。国外投资者有时候会莫名其妙收到法院寄来的支票，查阅之后才知道是曾经投资的上市公司的赔款。

“地方保护”屏障

“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与其收益比起来，显然是微不足道的，这将刺激潜在的违法违规者铤而走险。”

哪怕可以索赔，真正让上市公司“肉痛”的赔款也不多。

王智斌律师介绍，“受制于行政处罚法和证券法的规定，对于虚假陈述，处罚限额最高为人民币60万元。”

以南纺股份为例，连续5年造假，最终行政罚款仅为50万元。

在国外，如果一家上市公司虚假陈述，将面临巨额的索赔，有些公司甚至为此破产，这也是成熟市场造假相对较少的原因。“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与其收益比起来，显然是微不足道的，这将刺激潜在的违法违规者铤而走险。”王智斌律师说。

“现在造假的刑事成本也很低，最重的才判3年左右，”陶雨生律师补充说，“所以对上市公司真的有威慑力的办法，可能还真就是民事赔偿，让他赔个倾家荡产。”

不过，很多时候，上市公司总是能得到各种悄悄的庇护。

“地方保护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，但它确实存在，而且对股民维权形成重重困扰。”厉健律师说。

一方面，证监会处罚权下放以后，一些上市公司违法行为严重，应该作出行政处罚，但当地证监局只实施监管措施。这样就不符合索赔的前置条件，股民连法院的“门槛”都迈不进去。

另一方面，不同地区、级别的法院，诉讼进程和结果差异巨大。

云南绿大地是造假上市的“标本”。它连续三年亏损，虚增2.96亿元营业收入成功上市，一次就募集了3.46亿元。

2011年9月，昆明市官渡区法院一审判处董事长和财务总监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，罚金400万元。2013年，昆明市中院再审，判处原董事长有期徒刑10年，罚金1040万元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胡文为化名）

网络编辑:刘小珊责任编辑:肖华王小乔助理编辑温翠玲